明旭 著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儒商”成为了中国大陆的一个社会热词，屡现于报刊杂志及口耳相传中。迄今为止，“儒商”已发展成一个显著的公共论域，甚至逐渐催生出一些独特的文化现象。通过史海沟沉与意义开发，学术界做出了不少研究成果，但是对于“儒商”话语的溯源工作仍然不够。学术界普遍将“儒商”追溯到明代的“儒贾“，并将其视为当时科学与人口压力下读书人“弃儒就贾“，现象的产物，或者认为由于传统儒者的社会地位提高，商人不得不向他们的价值观靠拢，而出现所谓的“贾而好儒“现象。这种宏大叙事主要受激于韦伯关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论述，又受到余英时先生”士商合流”以及“儒家思想的世俗化转向“理论构想的影响。人们对明代”儒商“的形成，大都停留在商人尤其是徽商的“弃儒就贾”，以及“贾而好儒”的社会风气的转变上面。这类解释忽视了面临科举压力之下，不断增长的人口与科考之名额之间的矛盾并非在明代嘉靖，万历年间才突然出现，“弃儒就贾”，“贾而好儒”的潮流下就一定会有儒商话语的出现。“儒贾”话语的出现，虽然跟社会大环境当然密不可分，但也不能忽视具体创作者的志向与背景的影响。“儒商”与“儒贾”成词首先作为一个历史的语言事件，其附着的意义随后在社会扩散时自我实现，从而产生巨大的社会动员力量，概念徽州等地区的社会风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