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先生给我启发最大的领域是他的文化中国的论域。文化中国这样一个概念框架的提出，其实无论对我们理解伦理道德生活，还是现在理解共同体这样一个概念和共同体可能性来说，都有着非常不可替代的意义。

尽管文化中国这样一个概念，其实是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众所周知的背景下被呈现出来的，但是我们会发现在现在受到新冠疫情影响的这样一个世界里面，由于共同的这样一种问题特性也好，或者由于一些继承性的历史原因也好，其实这样一个概念框架和他的诸多的学生的探索的结果仍然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我们大概要解释一下文化中国这样一个概念是什么？它其实是一个超越了比如疆域主权，比如政治制度，比如经济模式，比如具体的时代和具体的空间范围、具体地域的一种社会生活的概念。这样一个概念其实意味着当我们说它是文化的时候，它并不是上面所说的任何一个意义上界定的中国。在这样一个意义上， 中国人可能也不是，比如说生活在那样一个政治制度之下，或者是活动于那样一个经济模式之中，或者是身处于某个领土疆域范围之内，或者是过着某种具体的社会生活的一种人。

所以从这样一个意义上来说，文化中国的论说范围的最初的一种问题意识，是要重新界定谁是中国人。从它产生的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背景来讲，我们发现归根结底文化中国这样一个概念其实是跟政治中国在当时的概念是针锋相对的。在这样一个意义上，我们可以借助重新定义谁是文化中国的成员，来重新界定谁是中国人。因为传统上来说，我们通常是基于谁是这样一个政治共同体的成员来界定谁是中国人。在这个意义上，对于杜先生来说，文化中国的成员被刻画为三个意义世界，第一个意义世界是直接来自大陆、香港、台湾，两岸三地意义上的文化中国。第二个意义世界就是包含了世界各地的华人，当然我们说也可能会分为不同的层次，比如说东亚文化圈的、非两岸三地领域的华人以及世界其他语言共同体范围之内的华人。在第三个意义上其实是比较有趣的。这样一个文化中国的概念，它是包含了各个国家之中使用不同母语，但是最终研究中国文化的学人，这其中可能不只包含典型意义上的汉学家，也包含了其他的并非汉学家的中国研究者。

我们会发现这样一个界定，本身它的标准是同时包含了地域族群和语言等等的一种共同决定的指标。那在这样一个意义上， 其实文化中国概念提供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讨论背景。但是另外一个更重要的背景，刚才我们说了，他的问题意识是与政治中国针锋相对的，那更为具体来说，文化中国这样一个概念论域的提出，它的问题意识背景是在两种对立之中呈现的。第一种对立是在当时那样一个时代，中文世界两种立场的对峙引发的戾气。那这两种所谓对立的立场，一个是指民主建国的立场，另外一种是民族认同的立场。我们今天的学者当然会说这样两种立场、或者是这样两种进路其实是并不矛盾的，但是当我们今天在说这样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已经在使用杜先生所开创的论域之中的学术工作者们产生的成果和带来的影响。

而在当时比较有趣的是，他的问题意识的最初是产生在这样一种对峙里面的。我们回溯这样两个对峙，一个是民主建国，另外一个是民族认同。那我们简单的做一个归类的话，当时的自由思潮或者自由主义思潮，是处在那样一种民主建国的倾向里面的， 而儒家传统是被归类为民族认同的倾向，对于杜先生来说，他的文化中国的问题意识涉及了儒家传统和自由思潮的两个倾向的健康互动的可能性，这是第一个对立的立场产生的文化中国的问题是背景。

第二个来讲是在所谓的后冷战的标签之下的背景，其他讲者也会提到同样的后冷战问题，但是它跟前面的对峙不同，我们会有趣的发现，不光是对峙的存在，会产生一种学术的张力和讨论的困难，对峙的消解也会重新引发一种对于答案寻求的重任。我们会发现在一种后冷战的时代，涉及到两种对抗性的倾向，其实是彼此消解了的，或者是对抗性本身消解了这样一种倾向。处在其中的我们知道后冷战所消解的就是所谓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对抗性。在此意义上，文化中国的讨论是要回应这样一种对抗消失之后新秩序的建立。我们会发现杜先生的一个重要的对话者就是历史终结的主张者。在这样一个意义上，我们会发现其实文化中国与其说是它提供了一种具体的理论和具体的学术视角，不如说它其实本身就在种种类型的对峙——至少我们刚才刻画为两类——所营造的一种论域空间里面，本身就提供了一种文明对话，以及除此之外的种种类型的学术讨论和公共讨论的平台。

这个时候比较重要的是不仅杜先生的他的问题意识是可贵的，而且使用了相应的文化学术资源，而建构起了自己在这个问题意识之中的直接的学术成果。这个根本上涉及一种儒学的第三期的发展和儒学本身的世界性。而儒学本身的世界性就意味着儒学能否面对世界的挑战，尤其是主要面对西方和西方价值观的挑战而做出相应的创造性的回应。总的来说，在这样一种营造论域和有效回应的过程之中，杜先生在学术上的可贵之处在于他既强调了中国式传统的多样性，它又强调了现代化进程本身的多样性。这个问题其实展开来讲会变得非常的复杂。所以这又回到了我刚才为什么讲文化中国本身主要是提供了一个基本的论域，其实文化中国和任何一种讨论文化概念的概念体系来说一样，都有走向一种“某某是个筐，什么都可以往里装”的危险。但是在我个人认为其实本身体现了杜先生本身的一种包容性，以及他作为一个儒家的继承者，体现了一种儒家和儒学本身的包容性，所以就像杜先生所提供的其他概念论域一样，比如说精神人文主义，比如说商业伦理等等。文化中国最根本的意义，还是回到我刚才讲的最根本的一种问题意识，这样一种问题意识。在今天我们来归纳和概括相应的被疫情影响了的世界的问题之中，我们会发现相似的问题意识仍然会体现杜先生所提供的研究理路的意义。

本文作者：贾沛韬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助理研究员

清华大学哲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