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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 | 精神人文主义的人文根源
发布日期:2022-06-12

由马恺之(Kai Marchal)编辑、德国柏林Matthes und Seitz出版社出版的《学以成人》一书,收录了杜维明2018年在第24届世界哲学大会“王阳明捐赠讲座”发表的《精神人文主义:己、群、地、天》的演讲。出版社邀请了五位深受杜维明思想影响的青年研究学者,以视频讲座的方式,向大家介绍杜维明和精神人文主义思想。

以下文字内容文原载于德国图宾根大学中国中心通讯《中国论坛》(China Forum Letters)2022年第1期。


说到“ 精神人文主义”论域的渊源,就不得不回到1970年代,彼时三十多岁的杜先生正处于学术井喷时期。在1976年,杜先生在一年之间出版了三本学术专著——一本是《论儒学的宗教性——对<中庸>的现代诠释》(Centrality and Commonality: An Essay on Chung-yung),一本是《行动中的儒家思想:王阳明的青年时代(1472-1509)》(Neo-Confucian Thought in Action: Wang Yang-ming’s Youth (1472-1509)),还有一部是在台北出版的《人文心灵的震荡》。前两部作品都以古典儒学和古代儒家为研究对象,在研究方法和致思角度上都具有典范意义,拓展了现代儒学研究的视野,并挖掘了儒学的世界性意义。这两部作品也成为反映杜先生思想的代表作,也让世界认识了这位“新儒家”学者。

“新儒家”是世界认识杜先生的一个标签,1928年以来,他是哈佛东亚系的第一位华人系主任。哈佛桑德斯大礼堂的讲台上,他是有史以来最受欢迎的教授之一。他的研究以中国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为中心,被公认为当代新儒家的代表。但我在很多场合听杜先生本人否认了这种说法,他经常这样回应:“我不是新儒家代表,我提的是儒学的第三期,也就是作为一种精神人文主义的儒家。”


2011年杜先生与加拿大学者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 进行过一次专门对话,对话中他们两位都从自身的文化传统对现代性提出了深刻的反思。杜先生对泰勒谈到了自己对儒家的自我认同,他自认怀有儒家信仰,说自己就是一个儒者。而他的苦恼是,在现代学术研究的通行范式中,研究者需要对研究对象保持客观中立的态度,唯有如此他的研究结果才让人看起来是科学的,是让人信服的,因为表明了对儒学的信奉立场,杜先生遭受了许多这方面的质疑。


从这段对话来看,说杜先生是一位“儒者”一点也不为过,他所否认的是“新”,在他本人的意识中,他对儒学的诠释并非另起炉灶的“新儒学”,而是对数千年不曾中断的儒家传统的传承与赓续,他本人曾说过:“在学术界要传承一个传统思想并不容易,最基本的条件是需要有三代人不断努力,和一个贯穿百年以上共同追求的理想。”


因此杜先生提“儒学的第三期”,正是突出这种传承的特点。而在我们所处的这个与传统差异极大的时代,这个被工具理性和技术至上主义充斥的时代,“儒学第三期”的发展不仅是一个学术层面的议题,更是对时代问题作出的回应,而杜先生回应时代之疾的“药方”就是精神人文主义。如何在中国的文明传统中解释这种人文精神,如何将古典的人文精神转化为现代价值,这种转化如何塑造每一个个体的心灵,是杜维明先生的关切。

2018年8 月,第24届世界哲学大会在北京召开,主题是杜先生提出的,“学以成人”(Learning to be Human, 我有幸见证了盛会,聆听了杜先生的主题演讲。他认为,“学做人”是每个人都要面对的课题,在做人方面,没有同情的理性会成为算计;没有正义的自由会变成自私自利;没有责任的权力会成为掠夺的借口。如果一个人有同情但没有理性,那么会造成溺爱;有正义感却不给予自由,就是强制;有礼有仁而没有法,市场经济都无法发展;社会和谐却没有尊严,就会使社会同质化,无法出现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状况。可以说,对如何学以成人的思考构成了精神人文主义的内在关切。


本文作者:邱楚媛

北京邮电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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